罗志田的博客

古时候的管子曾说，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若宽泛些理解，则人的物质生活基本丰裕之后，便多些精神方面的思考和追求，确是常情。且吃穿住等物质层面生活品质的提高，总是有限度的。我的猜想，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之间，或者还有些实质的差别；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之间，物质层面的提高就有限。《世说新语》里面所说的斗富，大多已超越了人身的物质享受，而进入争名的层次了。的确，衣食住之外，名声是人的一个重要追求。过去老百姓即使衣食不足，也要尽力顾全面子，遑论温饱之后。小到十里之内的社交圈子，大到跨国的世界，终至超时代的历史记忆，很多人一生都在为争名而辛苦。而声名之最著者，莫过于青史留名。

中国古人对此的认识很透彻，能把人的各种追求和所得进行区分：权力以外，读书人更多得名，而商人则实际获利

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，而近代更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强项；即使在中国从事自身的近代史研究，实际也要回应两个方面——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(不仅是近代中国史研究)，又要适应中国内地本身的学术语境。尽管我们今日的学术作品从思考的概念、使用的术语、分析的框架到表述的基本方式(即论文、评述、书评和专著)可能更多是西式的，但是，西方以及我们自己的学术都处于日益变化之中，当各方的变化未必同步时，同是“西式”的研究之间也可能出现新的差异。

也许可以说，我们的学术表述实际面对着两个或更多“问题意识”相当不同的“对手方”(这里当然有中外文化或者“国情”的差异，此非我所欲讨论)。这就要求我们对中西“学情”的差异有充分的认识：中国内地的研究虽然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外的研究，其“对话”的

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初，山东泰安马庄的一些乡村读书人，接受美国神召会五旬节主义的宗教经验，组织农民建立了一个兼有农场、教会、工厂、医疗所和学校功能的基督徒社团，尝试了一种所有成员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基本取消私有财产，生老病死由团体负责的新型大家庭生活。这个团体的正式名称就是“耶稣家庭”（以下简作“家庭”），规模最大时仅“老家”就达五百余人，还曾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百余个规模不等的“小家”（以下讨论均为“老家”）。

这一信徒团体的创始人和长期精神领袖名为敬奠瀛，出身于马庄的破落之家，然仍能到学校读书，其间也从当地名儒那里接受过所谓“封建正统文化的教育”，因其就读的泰安教会中学停办，他的学历也终止于此。敬氏似乎生来就较关注彼岸世界，他曾求仙问道，读中学时先反对基督教，继而皈依

今天是“五四”的周年，一个最容易与“记忆”相连的日子。后人的“纪念活动”，往往撷取被纪念者的一些部分而“发扬”之，其实也多少修改了历史记忆。然而记忆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，惟多在无意有意之间而已。“五四”周年从来纪念不断，有人甚至以为纪念对象已被“放大”太多，有人则觉得“五四”精神并未被真正理解，大约也都各有所本，各见其所见。与“五四”相关的人物，亦多有类似命运，被想念、遗忘；赞颂、责骂；仰慕、厌弃；享受不同待遇，而其所凭藉的本相，反可能迷离恍惚，有时或也不过是捕风捉影的“摹拟”。胡适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。

90年前，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曾说：“梦想作大事业，人或笑之，以为无益。其实不然。天下多少事业，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。”所谓梦想，也可以说是乌托邦式的理想。西哲和中国

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稍后，正当梁启超因欧战的残酷而对人类运用"科学"的能力提出质疑之时，梁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写于1905年的《物质救国论》(此书承郭熹微教授提示，特此致谢！)正式刊印出版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使许多过去的趋新派如严复等对西方的"物质文明"失望，梁启超便因此而更注重与之对应的东方"精神文明"。康有为那时所见却相反，他特别在1919年的"后序"中说:当年成书后即"欲布发此书，时吾门人梁启超以为自由、革命、立宪足以为国，深不然之；阁置久不印刻"。而"欧战大战之效"恰证明他"凡百进化，皆以物质"的观点不误，遂刊印此书以为医国之药方。

近代以"学战"为表征的中西文化竞争到1905年时胜负已分，西方文化优越观已大体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确立，尊西趋新乃成为思想界的主流。其结果